头条创作挑战赛谈起大明王朝的第五位皇帝，明成祖朱棣的孙子，明仁宗朱高炽的长子，明宣宗朱瞻基，人们立刻联想到“仁宣之治”这段光辉历史。
这“仁宣之治”极其卓越，历代史家都将其比作周朝的“成康之治”、汉朝的“文景之治”以及唐朝的“贞观之治”。这些盛世皆具政治清明、法纪严明、经济繁荣、仓廪丰实、百姓安居乐业、社会稳定的特点，营造出一片安宁和谐的局面。
因此，朱瞻基在历史上留下了极为正面的形象，成为大明历史上少有的备受赞誉的君主，史料中赞美之辞层出不穷，令人印象深刻。
然而，在这段和平盛世之后，混乱悄然来袭。宣德十年，年仅三十八岁的明宣宗朱瞻基驾崩，大明王朝随即陷入纷乱，国势摇摇欲坠，王朝的生命在挣扎中延续。
实际上，许多人认为大明王朝最终灭亡的根源，便起始于明宣宗在位期间。
为何有此说法？
展开剩余87%首先，朱瞻基重用了太监，这一举措直接为大明王朝日后宦官干政埋下了隐患。
早在明太祖朱元璋时代，鉴于历史上宦官干政带来的巨大祸害，朱元璋制定了严格的三条规矩：不允许太监识字，不准他们出任外臣，且任职不得超过四品。为此，他还在宫中立下一块醒目的牌匾，上书“内臣不得干预政事”八个大字，明确表示太监不得插手朝政。
然而，到了朱瞻基时代，他刚即位便设立了“内书堂”，特命翰林学士教授宦官读书，同时在全国范围内选拔有文化的人员入宫做太监。继而，他在朝廷设立司礼监秉笔太监，掌握印信的太监权力愈发突出。
从朱瞻基的角度看，皇帝的职责繁重，事务繁多，他似乎觉得自己无法兼顾所有事务。
朱元璋不仅不信任太监，甚至对文武百官也有所戒备。胡惟庸案后，他废除宰相制，亲自处理政务。朱元璋精力充沛，虽忙碌，却乐在其中。
朱瞻基则不同，他虽热爱政事，却不愿让自己过于劳累，喜欢在业余时间玩蟋蟀，仿佛想摆脱皇帝的沉重负担。
但政务繁杂，不可能完全置之不理，若放任文官擅权，皇位恐被架空。
因此，他选择信任太监，这些与他从小相识的宦官中，有几位值得托付。他让他们帮助批阅奏折，提出处理建议，从而节省大量时间，得以专心享受“蟋蟀天子”的闲适生活。
太监不识字？那就教他们。至于朱元璋定下的规矩，在朱瞻基眼中已失效。
于是，太监接受由翰林学士授课的正规教育，不仅学习识字，还研习人文历史及驾驭人心的技巧，甚至树立宏伟理想，为日后宦官干政奠定了基础。
后来，大明朝廷中太监日益活跃，涌现出许多有名的宦官。
为吸取明朝灭亡的教训，清朝建立后，采取严厉措施限制太监权力。顺治帝爱新觉罗·福临也曾立下令牌，禁止宦官和女性干政。清朝的太监权势虽不及明朝，但女性干政最终却成为清朝衰败的因素之一。
同样地，朱元璋树立的铁牌也被太监打破，而这个破坏者正是朱瞻基招揽来的王振，这位有文化、有知识的太监，不仅获得朱瞻基的青睐，还被推荐为朱瞻基儿子、未来明英宗朱祁镇的老师，亲自辅导太子读书。
朱瞻基这番安排实属罕见——让翰林大学士教太监文化，再由太监辅导皇子，尤其是未来皇帝。
朱瞻基去世后，王振迅速崛起，带领他的太监党羽和大明精英走上一条不可回头的道路。
此后，大明王朝从朱棣时期积极进攻的战略，逐渐转为被动防守，边疆频频受扰，这样的局面令人惊讶。
其次，朱瞻基的对外政策转变，也是为明朝灭亡埋下伏笔。
说到朱瞻基，人们常用“好圣孙”来评价他。
“储君未定时，淇国公邱福称汉王（朱高煦）有功，应立为储君。皇帝密问解缙，解缙称：‘皇长子朱高炽仁孝，天下归心。’皇帝未应。解缙再三叩首曰：‘好圣孙’，意指宣宗朱瞻基。皇帝点头，太子位置遂定。”（《明史·卷一百四十七·列传第三十五》）
朱棣对这个孙子寄予厚望，不仅亲自教授治国方略，多次带他北征大漠，锻炼其军事指挥和战略眼光。
然而，朱棣的军事果断作风并未被儿子、孙子完全继承。
朱棣去世后不久，他的儿子明仁宗朱高炽大幅调整政令，包括平反建文帝时期受迫害的大臣，这体现了仁爱之心。
为了让百姓休养生息，朱高炽推行重文抑武政策。
重文抑武本无不可，毕竟当时王朝武将如其弟朱高熙等人，令人不安，文官相对更可靠。
但问题是，他过度抑制军事力量，轻视边患，不采取强硬措施，实行拖延和和解策略，这显然不当。和平不能强求，保持军事优势才是保障和平的关键。
针对尚未彻底平定的安南，朱高炽以和为主，试图笼络黎利，安南最大的叛乱者。
朱高炽尚未荒唐至其子朱瞻基的程度，至少在北元政策上较为审慎。
他继承朱棣的策略，虽只执政九个月，却投入大量精力处理北元问题，采取分化瓦解为主，军事打击为辅的方针。一边拉拢瓦剌、兀良哈等蒙古部族牵制鞑靼，一边打击鞑靼，令鞑靼太师阿鲁台长期处于压制状态。
可到了朱瞻基执政时期，情况变得极为糟糕。
安南爆发叛乱，他下令撤出交趾军民官吏，废除交趾布政使司，不久安南复国，这片自秦汉以来大部分时间归属中原王朝的土地，彻底失控。
朱棣曾五次亲征北方，疆域东起朝鲜，西达吐蕃，南含安南，北抵大碛，东西横跨约11750里，南北约10900里，面积逾千万平方公里（《明史·卷四十·志第十六》）。
然而，朱瞻基上台后为减少军费开支，发展内地经济，维护“仁宣之治”，放弃多处边疆卫所，收回官军，缩短补给线，并修筑边防工事，采取防守策略，导致大片土地暴露给北元蒙古部落。
河套地区将近三千里无兵守卫，蒙古趁机侵占，成了明朝心腹大患，史称“北虏入套”。
“采捕造船运粮等活动悉停，所有物资统一寄存辽东官库，往返官员悉数回京，官军各回卫所。”（《明宣宗实录·卷一百十五》）
对于被朱元璋、朱棣打残的蒙古部落，朱瞻基采取妥协退让、怀柔政策，通过外交和经济收买维护边疆和平。
所谓怀柔，实则是用大量资金迎合蒙古进贡，无论贡品质量如何，均慷慨赠送。
这种放任蒙古军事发展、缺乏抵抗的政策，助长了蒙古统一势力，也为日后土木堡之变埋下祸根。
在“仁宣之治”表面光鲜时，瓦剌部落脱欢之子不断发动进攻，西击哈密，占据西域通道，威胁西北边境，同时向东攻打兀良哈。
正统十年，瓦剌击败兀良哈三卫，杀死鞑靼太师阿鲁台，控制女真族，并对朝鲜构成威胁。
此时蒙古完成统一，开始将目光聚焦于大明王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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